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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高校“港独”事件隐含的深层角力

时间:2017-09-17 03:20  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  1860年,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的英法联军攻入城,一把大火烧了园。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园,它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启蒙知识对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向往。

  1860年,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的英法联军攻入城,一把大火烧了园。对此,法国作家雨果:“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,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人。这就是文明对所干的事情。将受到历史制裁的是这两个,一个叫法兰西,另一个叫英吉利。”

  事隔三十年后,中英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,英国获得新界99年租期,但其中明确九龙城内驻扎的可在城内各司其职,“惟不得与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”。从此,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,形成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格局。

  清朝之所以在给英国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龙城这一小块地方,是因为九龙城寨于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战略地位。九龙城寨起源于宋代,明朝开始在此驻扎军队,清代已成为巩固帝国南部海防的重要,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。鸦片战争之后,英国获得港岛,九龙城就成为清防范英国扩张的前沿阵地而不断巩固,修筑了坚固的城墙,加固了炮台。

  在此后,中英和平相处的岁月中,九龙城最突出的作用恐怕在于清剿海盗。由于广州是大清帝国与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,中国海盗一直袭击着往来的商船。如果说在欧洲历史上,海盗开辟了海洋世界,打通了英国这个海洋帝国通向世界的通道,那么在大清帝国的眼里,海盗是不折不扣的秩序的者。当时帝国庞大商业贸易掌握在的手中(即著名的广州十三行),海盗变得不可。如果说大英帝国最后继承了欧洲海盗的遗产,那么,清朝这个帝国之所以臣服于大英帝国,恐怕从自己清剿海盗开始。

  九龙城寨的官兵们有着丰富的清剿海盗的经验。早在一八零九年就清剿了当时有名的海盗张保仔。在鸦片战争前后,海盗异常活跃,其中最大的是十五仔和徐亚保,前者大约有一百艘海盗船,后者大约有六十艘。清“剿抚兼施”,十五仔投诚受招安。徐亚保投诚后, 因其曾两个调戏中国妇女的英兵,被港英起诉判处无期徒刑。 但“徐以不甘,竟于四月二日晨在狱候期起解中自缢身死”。这段文字出现在马沅撰写的《防御海盗事略》中。中国海盗至此绝迹了,大清帝国也开始崩溃。

  剿灭海盗之后,清与英国和平相处。海防暂时无虞,陆疆陷入危机。十九世纪后半段,就陆地领土签订了许多条约。在谈判中, 清有许多创新,比如在给租借辽东半岛时就保留金州城由中国人自行治理。这种做法也自然用在了新界,保留九龙城归中国理。 这种做法在于通过这些据点标志中国对整个租界的主权,有助于租约届满收回租界。

  这个领土主权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,但真正能够主权的依然是国家实力。1899年5月15日,英国以九龙城寨内的清军妨碍武备为由,派出英国皇家韦尔斯火枪队及香港志愿队几百名士兵进攻九龙城寨,经过一天激战,清兵战败,百多名平民被。

  5月22日,总理衙门英国出兵九龙城的行动违反条约,要求撤军。但英国毫不理会,不但派军长驻九龙城,甚至由英国枢密院颁布新界,单方面宣布九龙城也是女王陛下的殖民地,并在港英的宪报上公布,将其占领化。1900年,李鸿章赴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途经香港与港督交涉九龙城的主权问题,但没有任何结果。大约在辛亥前后,英国最后放弃了占领九龙城,只是将掳掠的两扇城寨大门,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。九龙城寨回到了中国人手中。

  为什么英军不继续占领九龙城寨?为什么英国人在清中占领的九龙城寨,反而在清了,中国陷入内战、无人关心九龙城的情况下,主动撤离了城寨,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了一块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地盘呢?和火烧园相比,前后不过四十年时间,大英帝国怎么就一下子从烧杀的,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?

  我搜寻各种历史资料,找不到明确答案。从时间上推算,港英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(Frederick Lugard)任上,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家之一,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, 而且就在港英撤出九龙城寨前后,创办了香港大学。

  从占领香港以来,英国把香港作为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,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,对教育也没有兴趣。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,大清帝国风雨飘摇,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,此刻的家都力图取得对中国的权。1894年清废科举,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,不仅阶层失去了吸纳精英的渠道,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传承的机制。

  谁掌握了中国的教育,就掌握了中国精英,谁掌握了中国精英,就掌握了中国的权。由于甲午战争,日本捷足先登,大批中国精英留日,日本人也纷纷进入、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。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,美国干脆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留美预备学校,美国人的背后是帝国的雄心。

  比较之下,老牌的大英帝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。1905年12月15日的《中国邮报》的标题就是呼吁“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”。概述了中国的门户政策所带来的格局变化,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消长后指出:

  日本正花费巨额,在中国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,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。在此点上,日本人是够聪明的。远在日俄战争之前,甚至在战事期间,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者。战后,这些者数量必更大增。

  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?就是现代教育。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,在他们更在 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 与日本不同的是,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,和向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 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,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?

  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学 在香港设立大学,会成为一项帝国的投资,对于英国的繁荣来说,为此目标使用一笔公费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,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说的:“20世纪的远东是属于日本的。”(冯可强:《帝国大学:从历史看香港大学的本质》,转引自《香港教育透视》,206~207 页,下引此文只标明页码)

  三天后,《中国邮报》在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“国家投资”,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做是思想的小军队,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“小英国人”。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,他在1907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港大,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。

  “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(imperial justice),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,以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(指中国内地引者),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。 历史会记载说:大英帝国的建立,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。 当后世史学家评价东方世界发展时,他们会指着在地图上只有一粒尘埃的本殖民地,形容它是一 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心,它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国家。”(208 页)

  第二年,香港大学正式开办,卢押在开幕礼的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旨:一是“为中国而立”,即让中国求学的人免受远涉重洋、背井离乡之苦;二是“沟通文化”。卢押的第一次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,所以地帝国理想;第二次是对港大师生说的,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的话。不过在中,他也隐讳地讲道:

  “如果这间大学依照它的创办者所订下的正确方向发展,我怀疑在出席今次盛会的人当中,有没有人深切了解到我们现在展开的工作怎样重要;这间大学可能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,以及关系(尤其是中英关系)产生深远的影响。”(205 页)

  然而,事与愿违。就在香港大学奠基这一年,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。1911年内地发生了辛亥,紧接着就是“五四”的启蒙救亡运动,中国的民族和同时展开,反英、反帝运动风起云涌,港大“为中国而立”的目标彻底破产了。

 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, 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“为香港社会服务”。一所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“香港大学”。但这没有改变港大的殖民。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麦考利(Macaulay)的名言来说:

  “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,使之成为我们(英国)及治下广大的传,这个阶级,有印度人的血统,印度人的肤色, 但有英国人的嗜好,英国人的看法、及思想。”(转引自谢家驹文,51 页)

  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功能所在,只有培养出这样的“小英国人”, 才能被以“行政吸纳”的方式参与到殖民同“搞好民族关系”。

 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中文教学,推崇英文教育。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,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。这一问题在1949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。当时,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成为思想正统。钱穆、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涌入香港,他们心怀“为故国招魂”的文明,以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国文化的命脉。

  为此,他们于1949年创办了新亚书院,随后又产生崇基、联合等书院,并提出要建立中文为媒介的大学。这样的设想引起了要不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辩论。钱穆等人认为,香港应当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, 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,理应创立中文大学。1958年,张君劢等人在香港联署发表《为中国文化世界人士宣言》,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。

  起初,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,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,中文教育的发展。但他们很快意识到,推广传统儒学教育可将香港人与内地意识形态隔离开来,使其成为抵制内地的文化武器。由此,港英转变立场,推动新亚、崇基、联合等书院于1963年10月17日正式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。其目的当然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,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。

  当初,在钱穆下,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译为“香港中文大学”,其实质是要通过汉语语言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。然而在港英的下,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。也许是这个原因,中大成立两年之后,钱穆辞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,郁郁赴台。

  中大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知识的悲剧。他们试图在文化尤其是主义脉络中发展儒学,实现儒学与世界接轨, 从而试图在香港保留并文化,但他们忽略了儒学的根本在于中文,由此在港英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力,反而成为港英用来抵制内地的文化工具。由此,新儒学从第二期到第三期,基本上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所,了近代以来文化对立的根本问题,更忽略了整个20世纪的文明冲突。

  新知识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培养儒学教育的努力失败了,但香港中文教育却在基层爱国学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广。香港年轻一代大学生对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,并掀起了“认识祖国, 关心社会”的运动,无论是认同内地的“国粹派”,还是对内地采取立场的“社会派”,都强化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,并推动了“中文语言”的运动,港英将中文与英文并列为语言。 这就构成了香港回归之前文化斗争的基本格局。

  界的某个角落,有一个世界奇迹。这个奇迹叫园。艺术有两个来源:一是理想,理想产生欧洲艺术;一是幻想,幻想产生东方艺术。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。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。

  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,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,这就是园。请您用大理石,用玉石,用青铜,用瓷器建造一个梦,用雪松做它的屋架,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,披上绸缎,这儿盖神殿,那儿建后宫,造城楼,里面放上神像,放上异兽, 饰以琉璃,饰以琅,饰以黄金,施以脂粉,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,再添上一座座花园,一方方水池, 一眼眼喷泉,加上成群的天鹅、朱鹭和孔雀,总而言之,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,其外貌是神庙、是,那就是这座名园。

  这是某种令人而不知名的杰作,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。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。

  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园,它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启蒙知识对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向往。文明在其他殖民地所向披靡,唯在中国受到强烈抵制,因为中国文明的辉煌程度并不亚于, 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。

  因此,高扬文明同时贬低中国文明, 构成了现代性的主题,也成为大英帝国所要担负的文明。创办殖民地大学来文明无疑属于大英帝国公开的。然而, 就帝国的而言,除了这些公开,我相信还有一些不可以公开的。比如说,香港会(Hong Kong Club)和马会等曾在香港 中发挥怎样的功能?没有人能够说清楚。

  九龙城寨也是另外一个秘密。 就在创办香港大学时期,英军自动撤出九龙城,将其变成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方。此时内地忙于,没有一个真正管理过九龙城,整个城寨一直保持着清王朝招牌和传统风俗,由此成为传统中国活的标本。由于九龙城寨属于“管”地带,自然被所把持,很快成为、赌博和毒品的聚集地,一切与人类美好追求相的东西都聚集到这里。

  于是,香港社会自然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,一种就是港大、中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,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最高成就和价值追求,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的生活方式,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的内容。而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,不言而喻隐含着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。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,选择哪一种文明,选择哪一种文化认同,在港英提供的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一清二楚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新复兴的儒学远离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,只能变成港大、中大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英文大学中的文化点缀。

 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治理从军事与经济手段转向经济与文化手段,其核心就是通过文明征服来培养“小英国人” 实行“间接”。从文明征服的效果看,九龙城寨发挥着不亚于香港大学的作用。

  的力量在于文明,文明的力量在于。的培育才是最高的艺术。华人家李光耀就颇得英国人的真传。当香港中文复兴运动以广东话为母语、以繁体字为标准中文时,李光耀在新加坡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和简体字,因为他的眼光已掠过历史投向了中国文明遥远的未来。我没有去过新加坡,听说新加坡有一座风景独特的印度城, 这突然让我想起了香港的九龙城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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